近年来配资网络炒股配资，围绕子部小说（指古代目录中归入“子部·小说家”的著作，多为杂记见闻、轶事、考辨之属）的学术讨论，渐渐回到古代小说研究之中。
讨论时，诸多新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在短时间内涌入脑海，令参与者既感紧张，亦觉兴奋。这样的学术场景，虽属个体体验，却折射出知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：好奇心驱动信息搜集，讨论促成知识整合，复盘实现认知升级。志怪小说的生成与传播，也是如此。小说家受求知欲驱使，走向田野、埋头故纸，采集异闻、记录故事，将“生”的信息加工成“熟”的知识。
“志怪”屡见于不同类型的古代文献，在简牍碑刻、史书方志、笔记小说及民间街谈巷议中流传不衰。在现代人文学科的框架下，志怪长期被归入“文学”范畴，以叙事性、虚构性为衡量尺度，其在传统学术中的知识属性被遮蔽。以今观古、以西律中，有削足适履之感。近年来，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。以志怪小说为代表的子部小说，不能径直视为文学虚构。要将子部小说还原到历史语境中，重新审视其文学史意义。更进一步地，回归传统学术体系，写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话语特色的“新”小说史。
从知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志怪，是回应这一学术关切的应有之举。王昕教授的新作《志怪：子部小说知识史研究》，突破了以文学性强弱为标准的单一叙事，将志怪置于经传神学、博物之学、六朝地记、巫术传统、宗教地理、中古绘画技艺及乾嘉学风等多元知识谱系中加以观照。以知识史视角进入子部小说，既暗合学术传统，又回应现实关切。志怪收录的博物知识、民间信仰、生活经验与地方性知识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部分，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厚资源。
撰文｜霍达
《志怪：子部小说知识史研究》
作者：王昕
版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
好奇心：求知的动力
在学术讨论中，好奇心始终是推动问题深化的内在动力。围绕志怪文献的研读，参与者因好奇而追问，因追问而搜罗资料，因资料而展开辨析，最终将零散的信息整合为系统的认知。这一过程，与志怪小说家的知识生产逻辑颇为相似。小说家被近乎本能的好奇心所驱动，走向田野，走进民众，埋头故纸，主动向外探寻。那些看似琐碎杂乱的民间经验、古老传闻、朝野轶闻，在小说家眼中却是值得珍视并加以保存的知识素材。他们将采集而来的信息加以记录、分类、加工，转化为新的知识形态，再通过小说的传播渠道，传递给渴求知识的人。从收集、分析，到记录、保存，再到传播与应用，一条完整的知识史路径由此形成。
中国古代文人插图。 图/IC Photo
小说家受好奇心驱使，也以满足好奇自我标榜：“聊以闻见”“资于谈柄”“志难知而广多闻”。小说家宣称的“闻见”，是指各种各样的信息。通过交换信息，好奇心得以满足，知识的边界得以扩大。对小说家而言，探寻外部世界，延展知识边界，是他们肩负的使命。许多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内容，在当时是被严肃地记录下来。小说家强烈的好奇心，是带着深切的现实关怀、服务现实生活的。
这样一来，子部小说的著录方式，就和现代文学意义中的“小说”截然不同。以志怪小说为例，早期志怪小说的叙事形态，通常是博物介绍式的，“说其形，著其生，别其性，分其类”。先描述对象的名称、形状、习性，后交代应对的方法。往古上圣铸九鼎象物，“使民知神奸”，正与此相类。孔子为季桓子辨识“坟羊”，也是如此。孔子对“土中之怪”的介绍，也是如此，一口气列举了许多名物。孔子的本意，恐怕是安抚季桓子，使他不要惊慌失措。孔子以后，不断有新的解释。
班固认为，“坟羊”是一种像羊的虫类动物。清人崔述则以为是虚构，因为之后两千年来就没有第二次目击的记录。现代学者从考古学出发，认为是菊石化石。当年听导师讲起，倍感惊奇。我同样受好奇心驱使，一直留意考古学的新成果。子部小说家那种旺盛的好奇心，似乎跨越时代，传递给我们这些小说研究的后学。
对“土中之怪”的解释，总体来说，还是趋于理性的。班固虽然把“坟羊”看作羊祸，但还是把它视为动物。换言之，是把神怪解释为自然物。这些物怪，大多是实有其物，或是对自然物的夸张变形。志怪小说对“某事是什么”和“如何应对某事”的描述，实际是传授一种经验。通过阅读，读者习得了经验，可以应对突发状况。
同样地，读者也可以通过实践验证，再一次将经验传递下去。循环反复，知识的生产便完成了。这种书写形式，并不贴近文学性的小说，反而类似百科全书。就是说，注重知识的普及，而非文学的虚构。因此，子部小说与现代读者理解中的“小说”，有着卓然不同的特质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对知识的普及也有侧重。小说家注重实用性，“物来能名，事至不惑”。他们的好奇心，终究要回到现实生活、解决实际问题。通过一次次介绍名实，恰如读书会结束后的“复盘”，把新鲜的信息转变为熟悉的知识。循环往复，许多琐细的知识得以在子部小说中存续。
子部小说中流动的知识
在知识史研究中，知识常常是“复数”的。子部小说中诸多琐碎、驳杂的知识，也是这样。这些知识有理论的、实践的；有抽象的、具象的；有地方性的、普遍性的。有时处于中心，有时居于边缘。一些时代里，知识精英和庶民大众共享这些知识。另一些时代里，两者渐渐分离，失去共识。郑樵观察到知识的分流，“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，农圃人又不识《诗》《书》之旨，二者无由参合，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。”上层知识精英虽长于理论，但疏于实践。劳动人民富于实践经验，却无从获取理论知识。两者又无法交流，导致知识分流、渐渐失传。
由此可见，知识是流动的。共有的知识，既可能继续延展，也可能逐渐分流、失落。个人的、松散的知识趣味，在某种学术思潮的作用下，也可能合流。这种分合，是长时段、持续性的。因此，以知识史的眼光看子部小说，会发现子部小说的演变过程是动态的，而非静态线性的。
当然，知识的流动，并不仅仅体现在信息的传递。我们知道，小说一开始属于史部。这个时期，庶民社会的非典型知识和上层精英的制度性知识紧密相关。共有知识能够作为公共素材，在不同的文体中使用。那些严肃的、关乎国计民生的灾异、祥瑞，既可以在史传中呈现，也是志怪小说言说的对象。两汉以来兴盛的经传神学，为解释怪异提供了一套权威话语。志怪作者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套话语，使之成为固定的情节模式。本书指出，六朝文人直接模仿了经学研究，来进行志怪小说的整理与创作。志怪本身成为需要被“经学式”阐释的对象，由此获得了学术地位的提升。这是非常独到的观察。这种模仿和照搬，反过来为经史填充了血肉，生成了新的知识。通过其他知识人的传播，不断地被强化。
知识的流动，要以相似的知识结构为前提。非典型知识、日常生活经验，只有和制度性知识密切相连时，才能理解谶纬、灾异在内的经传神学。一旦这种联系被切断，阅读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。六朝志怪“记异而不说”的叙述模式，对我们现代读者而言，会有很多阅读障碍。这是因为共有知识体系瓦解过多次。
举例来说，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，中古时代的经传神学早已失落。制度性知识下移，进入庶民社会。反映在文本中，就是以怪异现象解释现实政治的叙述逻辑，被新的结构取代。新的结构，是将道德劝善的框架与“怪力乱神”的内容结合。从子部小说到明清白话，都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形。如《水浒传》用“误走妖魔”统摄全篇，《红楼梦》以“太虚幻境”总领故事。
电视剧版《红楼梦》（1987）剧照。
如果从微观的角度，知识的分流不那么彻底。许多看似消亡的内容，在民间依然残留。比如传国玉玺，依然活跃在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。再如洞窟故事，混合了多种信仰，成了神仙道化之所。这些生动活泼的例子，揭示了知识的流动性，反映出作者通观的眼光。
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，知识总处于流动之中。求知欲是无边界的，知识却是有等级的。制度性知识、非典型知识，有时互相关联，有时彼此分离。人们既可能获取知识，也可能失去它们。作为知识的物质载体，子部小说也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。
知识史与文学性
子部小说的流动性，不只受知识本身的影响。小说作者的知识趣味、审美能力，也会体现在小说作品中。生活阅历、人生体验，同样影响着小说的水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子部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著述性质。本书以清人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为例。纪昀以治学问法写志怪，标榜“著书者之笔”，突出了小说的个人闻见性质。在这部小说中，纪昀大量收录了家族亲眷的经历和见闻。不仅如此，纪昀还以为官经历为线索，收集了许多地方故事。这些生活琐事，反映出作品浓厚的个人化兴趣和视角。
个人化的兴趣，在许多子部小说中都有展现。公共知识体系瓦解后，对制度性知识的言说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子部小说里。小说作者的视线，开始从上层建筑下移，或者向内关注心灵世界。宋代以后，文人笔记变得精致起来。许多人不惜笔墨，细致地记录珍爱之物。
阅读这些小说，不免想起晋人阮孚的神韵。阮孚一边“自火吹蜡”，一边说出“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？”这份珍爱身边之人、珍视细小之物的郑重其事，是难能可贵的精神宝藏。这样的记述，在经史之中难以找到。个人化的视角，总不免带有倾向性。子部小说或抒发私人情致，或以个人兴味记录琐事传闻。至于以小说报复恩怨、相互攻讦，也屡见不鲜。子部小说家从宏大叙事中找到一个出口，可以释放个人性情。亦可以借助小说，从容对待历史的细小事实。子部小说家找到了更多的自由，可以尽情展露自我。将更多细小题材纳入，对历史作出私人化、非理性的解释。这种以私人化视角写大题材的集大成之作，便是《聊斋志异》。
小说写作的私人性，无意中促成了文学性的生发。小说家可以充分利用前代的知识资源，自由地组合。同样地，作者也可以结合个人经历、生活实践，写出新的故事。慢慢地，从简单地搜集信息，转变为细致的文学创作。对知识性的强调，并不意味着忽视文学研究。相反，能够帮助小说研究更进一步。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作者：鲁迅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
目前的古代小说研究，是以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为框架。鲁迅先生的思路，是注重古小说的文学性。以文学性、叙事性强弱为标准，古代小说的演进轨迹就十分清楚。从早期简单、粗粝的低级状态，逐渐进化为复杂、精致的高级状态。这是很好的写作策略，遗憾的是将子部小说视为进化的养分和肥料。目录学意义中的子部小说，失去了类属名分。
若以知识性为线索，重新编排古代小说史，也许会有新的突破。一方面，暗合古代学术传统。另一方面，顺应知识史研究的潮流。知识史研究，尤其瞩目信息的动态变化，包括从生产到传播、应用的过程。如果从中国古代文献中选取一种作知识史考察，子部小说无疑是最适宜的。发现新知识的喜悦，与他人分享的急切，珍爱细小之物的从容，努力实践、验证真伪的谨慎，如此种种心理，给今天的读者以心灵的震撼。文学趣味借此生成，与知识性并行不悖。经此一来，古代小说史会更加立体、生动有趣。在这个方面，本书作出了有益尝试。
蒲松龄雕像。图/IC Photo
子部小说与今天的读者
合上书本，所有的讨论好像回到原初的起点。我们今天的读者，究竟为什么要阅读子部小说？这些尘封的、琐屑的，看上去杂乱无章、晦暗生涩的许多文字，是否能寻觅出新的意义？假使我们的努力，能够服务于更多数的读者，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古代文化之美，要怎么做？
我想，可能最打动多数读者的，恰恰是那些非典型的知识。它们好像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朦朦胧胧，似曾相识。文本和知识是一种纽带，把我们今天的读者和许许多多古人联系起来。当一个素未谋面的古人在小说中侃侃而谈，不知疲倦地介绍自己心爱的茶盏、熏香和挂饰，那种对生活的热爱、泛滥的兴趣，也会传递给我们。或是一段述说，让我们联想起某个时刻的私人回忆。
对今天的读者来说，想要了解古人的生活，子部小说是最合适的。经书和史传总是那般拥挤，写不下芸芸众生。子部小说不一样，它们保存了众多未被正统文学、史传收纳的个人经验与地方性知识。如果将视线下移，从高高的阁楼转向低矮的地窖。那么，在小说中，我们就能和无数个“自己”相遇。这些是具象的血肉，而非冷冰冰的一串名字。他们有悲喜，会追问，有时困惑，有时奋起。无数细微的感受、偶然的相遇，构成了子部小说的天地。阅读小说，不仅了解古人的知识，也是感知他们的生活。
因为这样，全书深邃、通透的学术论说中，还带着很深的同情与悲悯。对这些“没有历史的小人物”、历史中无数个“自我”，子部小说给了他们足够的尊重，使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剧场中留影。第十一章论《夷坚志》和宋人的庶民之“道”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嘈杂的小说世界中，每个人都挣扎地期待，坚韧地争取，徒劳地喟叹，这些世俗的自尊和希冀，在宋元话本中被写入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杆棒、发迹变泰等故事，成为书会才人口中新异可怪的话头。（《志怪：子部小说知识史研究》第314页）
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，仍在我们耳边回响。我们今日的欢欣与困顿，又与前人何异？诗云：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。不过数年，讨论会上的喧哗争论、深夜归途中的零星笑语，都已沉淀为回忆。唯有因好奇驱动的目光，依然指引着我。情有所钟、从容不迫，从观照自身开始、观照世人，这是子部小说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。而学术的旅程，或许就是从一场场紧张而兴奋的讨论开始，最终抵达一种更辽阔、更温厚的历史理解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。作者：霍达；编辑：西西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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